【MBA關(guān)注】范仲淹4句話撬動了中國千年管理壁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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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

后人論及范仲淹，往往稱道他的操守和事功。但從管理思想角度看，范仲淹的重要性并非在直言進諫、抗擊西夏、主持新政這些方面，而是在他確立的士大夫精神方面。

所謂士大夫精神，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與治理天下之志的結(jié)合。孟子曾經(jīng)強調(diào)，普通人的思想與態(tài)度與其物質(zhì)產(chǎn)業(yè)相匹配，“有恒產(chǎn)者有恒心”;只有那些德行修煉達到一定高度的士，才能不依賴于產(chǎn)業(yè)支撐而成為社會中堅?！盁o恒產(chǎn)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為能”。范仲淹則把這種思想推演為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;而且強調(diào)士大夫以憂患意識為主導，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，無論在朝還是在野，都要胸懷天下;“是進亦憂，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?其必曰：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。

這段話，說明了士大夫的擔當和責任，所以膾炙人口，千古傳誦。思孟學派在修身方面弘揚了儒學的基本精神，而且為由修齊到治平構(gòu)思出德治仁政的思想路線，但沒有提供由修齊到治平的操作路線。所以，漢代以后，獨尊儒術(shù)更多的是一種思想上的指導。到了范仲淹，則變?yōu)橐环N行為上的踐履?？梢哉f，范仲淹是儒者從政的提倡者。

這種從政已經(jīng)不再是從五經(jīng)中尋求答案，而是要追求士大夫的自我實現(xiàn)。這種自我實現(xiàn)不再局限于儒者個人，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擔當。所謂從政，不僅在廟堂，而且在江湖。也就是說，以天下為己任，不僅僅是一種職責，更重要的是一種人生使命。

憂國愛民，心懷天下，“進則持堅正之方，冒雷霆而不變;退則守恬虛之趣，淪草澤以忘憂?！?《潤州謝上表》)“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，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?！?《謝轉(zhuǎn)禮部侍郎表》)錢穆認為，這是一種時代精神，被范仲淹呼喚出來，此即他的偉大之處。同孟子的“夜氣”“浩然之氣”相比，孟子所說的大丈夫，是儒者個人意義上的大丈夫，而范仲淹則把其變成了社會意義上的大丈夫，由此打通了修身到治國、內(nèi)圣到外王的踐履通道。

在士大夫的養(yǎng)成上，范仲淹重視名教。他曾教導青年張載放棄抗擊外敵的追求而去讀《中庸》，理由是“儒家自有名教，何事于兵”?他曾贊頌東漢嚴光“大有功于名教也”。今人言及儒學名教，多持批判角度。而范仲淹所說名教，無非懷仁抱義，尊禮貴德，以誠立人，弘揚三綱五常?！暗缽娜柿x廣，名由忠孝全?！敝祆湔J為，在學問上，范仲淹粗放而不精密，但在風氣上，范仲淹“大厲名節(jié)，振作士氣，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”(《朱子語類》卷129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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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委以人臣之職，不委以人君之權(quán)”

范仲淹治理國家的基本思路，見于他的“四論”。在《帝王好尚論》中，他并不贊成老子主張的無為，認為帝王是天下的表率，所以其好尚關(guān)系到政風民俗?！笆サ勖魍踟M得無好，在其正而已。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，所為正，故能天下歸心;桀紂秦隋，所為不正，故招喪亂之禍。在《選任賢能論》中，他強調(diào)“得士者昌，失士者亡”，選人之道應當遵循孔子的四科(德行、政事、言語、文學)，重俊義，斥柔訥，勿使英雄失望于時。在《近名論》中，他反對老莊的養(yǎng)生保身，主張弘揚儒家名教，以激勵天下之忠臣烈士。在《推委臣下論》中，他主張強化君權(quán)，委政大臣。

關(guān)于君主與大臣的關(guān)系，是范仲淹最上心的問題。他認為，君主離不開大臣輔佐，然而重用大臣又可能導致君權(quán)旁落，所以在君臣關(guān)系上必須做到“委以人臣之職，不委以人君之權(quán)”。

凡是治理國家的內(nèi)政外交、文治武功、蒞民治事、上下庶務(wù)，都屬于人臣之職，均可委任臣下辦理;凡是“區(qū)別邪正，進退左右，操榮辱之柄，制英雄之命”，都屬于人君之權(quán)，必須由帝王親掌，絕不能委給臣下。

按照范仲淹的這種思想，執(zhí)行權(quán)乃至決策權(quán)均可委之大臣，但清要雄劇之職的用人權(quán)、組織制衡的職能配置權(quán)以及組織運行的監(jiān)控權(quán)，一概歸之君主?；实壑碌膰抑卫硐到y(tǒng)，以宰輔(文)和將帥(武)為主體，以御史監(jiān)控整個系統(tǒng)，以京尹管控核心區(qū)域，以有司分理金谷刑法，以州縣教化黎民百姓。而君主則掌握不同類型的人才儲備，區(qū)分宰輔人才、顧問人才、諫諍人才、將帥人才，然后恰當使用。用人大權(quán)獨攬，庶務(wù)小權(quán)分散?！笆サ勖魍醭＞庥谇筚t，不勞慮于臨事。精意求賢，則日聰明而自廣;勞心臨事，則日叢脞而自困?！痹谶@些方面，范仲淹并未超出前代儒者的思想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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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得為宰相，必為諫官，諫官雖卑，與宰相等”

范仲淹和歐陽修，在儒家強調(diào)的諫諍方面不愧為出色的代表，他們二位為人的正派，意志的堅定，儒學修養(yǎng)的深厚，加上宋朝對臺諫的重視，政治環(huán)境的寬松，使他們的諫諍行為垂范史冊。如果說，唐代魏徵的進諫和太宗的納諫，還屬于小心翼翼的政治改良，那么，宋代范仲淹和歐陽修等人的強諫，則已經(jīng)形成大張旗鼓的習慣性制度。史稱“嘗考宋之立國，元氣在臺諫”(《宋史》卷390論曰)此時的諫諍，已經(jīng)成為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。而言諫的榮耀，既要立足于諫官的個人品質(zhì)，又不僅僅來自于個人品質(zhì)。儒家的批評者角色，已經(jīng)被職業(yè)化制度化。

歐陽修自己稱，為官“不得為宰相，必為諫官，諫官雖卑，與宰相等”。不妨說，儒家的道統(tǒng)傳承，在宋代的臺諫中有了淋漓盡致的表達，并且以近乎嚴苛的眼光審視著政統(tǒng)的正當性和治理的合法性。

在體制建構(gòu)上，皇帝與宰執(zhí)的互動，構(gòu)成政務(wù)決策系統(tǒng);臺諫對宰執(zhí)的制衡，構(gòu)成決策檢驗系統(tǒng);臺諫對皇帝的進言，構(gòu)成決策糾錯系統(tǒng)。臺諫與宰執(zhí)之間的張力，形成中國特有的權(quán)力制約。皇帝以任免兩部分官員的權(quán)力，調(diào)整這種張力的大小和方向。這種話語權(quán)和行動權(quán)之間的制衡體制，正是儒家道統(tǒng)與帝王政統(tǒng)互為作用形成的。

順便指出，從南北朝以后，中國的監(jiān)察制度就形成了“風聞奏事”的傳統(tǒng)。史稱御史臺“舊制但聞風彈事，提綱而已”。注曰：“舊例，御史臺不受訴訟，有通辭狀者，立于臺門，候御史，御史竟往門外收采。知可彈者，略其姓名，皆云：風聞訪知?！?《通典•職官六》)可見，所謂風聞奏事，并非沒有根據(jù)，而是略去舉報人姓名的一種保護方式。即便是道聽途說，也應當有確切來源。

很多人都把風聞言事作為臺諫可以言事不實的證據(jù)。王安石就是這樣理解的，他說：“許風聞言事者，不問其言所從來，又不責言之必實。若他人言不實，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。諫官、御史則雖失實，亦不加罪，此是許風聞言事?！?《長編》卷210，熙寧三年四月)但言事不實是否加罪，要根據(jù)具體情況。在宋朝鼓勵進諫的情況下，不加罪意味著朝廷寬大，而不是允許捕風捉影。批評可以有誤，但彈奏官員必須有據(jù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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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微斯人，吾誰與歸”

范仲淹、歐陽修的治國實踐中，真正遇到的難題是朋黨問題。人們往往只贊揚《岳陽樓記》的士大夫精神和社會責任擔當，而忽視其結(jié)尾的“微斯人，吾誰與歸”之反問。修齊治平，修齊可以獨行，而治平則須群力。

在儒家思想中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是處理人際關(guān)系的金律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”則有可能存在障礙。從邏輯上講，立人達人，必須以立人者和被立者、達人者和被達者在“立”與“達”上認知一致為前提。如果“立”的標準不同，“達”的方向各異，那就很有可能甲認為是立人，乙認為是害人;甲認為做出社會貢獻才是達人，乙認為自己榮華富貴才是達人。一旦“立人”和“達人”的認知對立，那么行為沖突就在所難免。正是在這一意義上，朋黨問題才在宋朝頻頻出現(xiàn)。

平心而論，仁宗在古代算是比較開明的皇帝，然而，當仁宗拒諫時，按照儒家學說，他就被貼上了“昏君”的標簽。早期儒家孔子和孟子在統(tǒng)治者那里不斷碰壁，這是重要原因之一。 [FS:PAGE]

在宋朝，出于對皇帝權(quán)威的維護，大臣同皇帝的沖突不難解決，儒學的熏陶使大臣做好了自我犧牲的準備。但是大臣之間的沖突就不一樣，較為極端的儒者，會把與自己價值觀念不同的其他大臣都歸入奸佞而加以排斥;即便不是奸佞，起碼會歸入小人，而決不會把他們當作君子。

就以先后同范仲淹、歐陽修發(fā)生沖突的大臣為例，宰相呂夷簡盡管有種種不足，但是相比較而言把他歸入奸佞或者小人并不恰當，但在范、歐的言諫中，無疑是把呂夷簡劃入了敵對一方。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這種沖突往往最后被小人所利用，旁生枝節(jié)，造成嚴重的內(nèi)耗。即便是公認的正人君子之間，行為矛盾和認知不一也普遍存在。范歐二人與其他正人君子，如范與梅堯臣、歐與富弼，都有過不和與沖突。

在整個宋代儒學向理學的發(fā)展過程中，正是因為朋黨之爭，導致理學由追求外王出發(fā)，落腳于追求內(nèi)圣。這一思想演變軌跡，是由范仲淹發(fā)端。

追求外王，還有一個難題沒有解決，即皇帝的作用問題。儒家治國理念要付諸實踐，需要皇帝的支持;而皇帝權(quán)力的加強，又可能反過來排斥儒家道統(tǒng)對皇權(quán)的約束。對此，范仲淹和歐陽修都是強化皇權(quán)的支持者，在這一問題上，他們比唐代的陸贄退了一步。不過，他們并不是無原則地向皇權(quán)讓步，而是主張對國家權(quán)力加以分解，任用大臣權(quán)交由皇帝不可旁落，政務(wù)處理權(quán)交由宰執(zhí)靈活運用，臺諫對二者都有制約。了解范仲淹和歐陽修的管理思想，可以看出儒家管理思想在實踐中的曲折前行。